在教育系统存在着类似情况,Cohen注意到‘直到不久以前这里还没有人力资源管理课程,没有国际标准的人力资源证书。即使是现在,也仅有少数几所大学提供该课程的正式学位‘。Lynton John & Associates北京咨询服务公司经理Bonnie Furst将这一现状与其它国家的人力资源教育作了比较。‘在美国,如果你想投身于人力资源行业,你可以通过完成大学的学习,或者通过行业组织的课程和考试。在中国则既没有这种途径,也没有必要的能力方面的定义‘。
Patrick Un,是Franklin Covey北京公司的总经理,他也指出中国人力资源历史 很短的问题。‘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刚刚走了20年。在初期,公司都集中于发展业 务,后来,随着公司的发展,开始需要人力资源职能了。人们通常采用的做法是从本公司内部任命人员担当这一职务。‘人们将人事问题看做‘管理职能而不是领导职能,一个不会有很大影响的职务‘。
George Chu,是可口可乐中国公司的副总裁,他是一位重视培训和发展的高级经理。‘如果你将工人带走,工厂里很快就会长满青草。如果你撤走工厂,而工人还在,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新工厂。‘他是对最近一批在上海培训的学员讲这番话的。然而他也意识到这种启迪性的见解在一些高级经理中是罕见的,他们通常‘太忙于征战商场和唱卡拉OK ‘ 而无遐为人力资源耗费精力。这意味着对于很多人力资源经理来说,成为战略伙伴的思想永远不能转变为行动。
Simon Keeley,是Hewitt Associates上海公司的顾问,他也认为‘高级经理报着实用主义的态度-他们对于所付出的资本想要看见即期效益。许多人光顾这里,想马上就找到使日常业务发生改观的办法。他们追求的是金钱的最大使用价值。但是以节约成本为动机的人力资源决定常常是弊大于利的‘。